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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法论文

    “多元对等互动”视角下的文学批评

    时间:2020年04月07日 所属分类:政法论文 点击次数:

    摘要:多元对等互动观念是吴炫教授基于中国先秦唐宋文化经验重新解释阴阳八卦提出的原创性文化哲学观念,也是其所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在当代中国文化理论建设中的实践。从这一观念重新审视中国当下的文学批评,文学批评家和作家将改变不对等的指导、轻视

      摘要:“多元对等互动”观念是吴炫教授基于中国先秦唐宋文化经验重新解释”阴阳八卦”提出的原创性文化哲学观念,也是其所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在当代中国文化理论建设中的实践。从这一观念重新审视中国当下的文学批评,文学批评家和作家将改变不对等的指导、轻视、排斥等传统批评关系,以及文学文本和批评方法之间的强制阐释、错位阐释和浮泛阐释等关系,文学批评家之间也会消除“话语权力”构成的强弱关系。“多元对等互动”的文化批评理念,有利于形成文学批评彼此尊重对话、互为影响启发的现代健康生态。

      关键词:多元对等互动ꎻ文学批评ꎻ文学生态ꎻ人类文化共同体

    理论探索与学习

      在全球化日渐成为现实的今天,那种地方性、民族性、个性化追求非但没有被标准化所统一,反而有异军突起的迹象。即便这种追求仍可能是资本市场驱动的产物,但只要从世界经济摩擦、政治交往、军事行动和文化冲突等方面看就可以发现,多元并存一直是世界发展进程中的主流现象。多元是什么。多元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以及如何实现这种关系。吴炫教授的«试论人类文化创造的多元对等关系———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中国化建构思路»以及«多元对等互动:基于文化创造的阴阳八卦»等文,立足于中国先秦和唐宋文化经验提出了“多元对等互动”理论,既为解决当前的文化大同论和文化冲突论提供了一种新的哲学视角,也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一种“茶与酒如何兼容”的具体思维路径。

      一、“多元对等互动”理论的内涵与意义

      在考察中国现代文化问题的基础上,吴炫教授指出,无论是从西方借来的文化观念还是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其实都无法发现和解决中国当代现实问题。因为自王国维引进叔本华的哲学观念以来,我们一直是站在中西对立的立场上来解读中国文化问题的,在中西难以融汇的思维下来谈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便只能发现与西方创造性、个体性文化不兼容的儒道释文化。王国维用叔本华的生命哲学来解决自己向往宋朝文化的痛苦,实际上已经错位于叔本华生命无聊之痛苦的本意,自然就会产生“可信但不可爱”的学术困惑,即中国学者对西方认同但现实行为又是对传统文化认同之分裂[1]。

      鲜有学者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文化经验即吴炫教授认为的“多元对等互动”的文化经验来认识中国文化,而是仅仅在儒道释文化上窄化性地理解了中国文化,这是儒道意义上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者“全盘西化”这些非创造性文化命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文学批评领域,将西方文化科学的方法生硬地与中国文学批评对接在一起,也是可信不可爱的表征之一。

      20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曾被当作美学研究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一方面,虽然文学批评方法的创新对世界是开放的,但如果不加挑拣地将“科学方法”遮蔽中国文学批评现代化要解决什么问题的探索,其结果必然是中国文学批评终究不过是西方文化的印证,走不出«红楼梦评论»硬性嫁接的阴影,生成新的“器”与“道”之分离关系而导致新的文化破碎。另一方面,沿用中国儒道文化传统,如果不对之进行创造性改造,时移世易,原有诸如“文学承载文化启蒙”“知人论世”等观念就会无法有效回应当下中国文学创造性突破文化的现代诉求,使得文学批评失去对当代文学进行文学性价值判断的能力。

      正是在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创造性文化及其“多元对等”改造儒道“多样统一”于“原道”的意义上,吴炫教授从“阴阳八卦”的“阴阳是八卦互渗互动”的阐释中发现苏轼“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对«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依附于儒家“大德”的改造,从«红楼梦»对弱小生命的怜爱与儒道释形成了“对等互动”关系等经验,吴炫教授不仅发现苏轼、曹雪芹等人所代表的创造性文化与儒道文化的“对等互动”关系,而且从先秦诸子百家“多元对等争鸣”、唐宋文明“中外文化对等互动”的经验中提炼“八卦统阴阳”的现代释易学,新的中国文化理解就是中国文化“多元对等互动”的文化结构,从而不同于儒道哲学所讲的“多元统一”的文化结构。

      这种观念的重大现实意义在于:中国当下之所以面临现代文化创造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儒家依附性思维必然导致依附西方文化的“不中即西”的非对等思维是中国文化的非现代性思维。中国文化有自己的现代性文化因子,为什么不能进行理论提升从而与西方“西方文化优越论”“人类中心主义”等二元对立思维进行对话。在此视角下,文化的多元就不是文化强与弱或中心与边缘的不对等的制约、征服关系,而是“八卦对等”“多元对等”“文化对等”的互尊关系,从而为人类文化共同体建立内在的结构性理论。以此类推,即便是在同一大文化区域之内,不同国家的文化也应该是“对等互动”的关系。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交流不是捍卫自己的文化思想,而是借其他文化的思想作为材料进行自己的文化创造。即便是文化之间的相互批判,目的也“是再创造自己的文化思想,而不是被他文化所改变”[2]。

      用“多元对等互动”的眼光来审视不同的文化,文化“对等互动”就不是以此文化优于他文化的思维方法进行文化同化的努力,也不是固守本文化优势不做创造性文化建设的工作,而是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各自文化的创造之互动关系。在此意义上中国儒道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及近现代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都可以看作是“对等互动”的表征。

      在这样的互动中,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都形成了自己的创造性诉求: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吸取了日本的现代语言及思维方法,日本文化的现代性改造了中国儒学的本体论并对人的情欲加以尊重和宽容,而印度文化则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现代印度教和清真教并立的文化,但婆罗门教、佛教和史诗文化始终是其底蕴。这说明多元文化之间的互动是思想材料性的影响渗透,而不是文化性质发生变化。以“尊异”和“互尊”作为基本规范,就可以形成一种互动性影响而不是相互性改造、征服的文化关系。

      而儒道“多样统一”“天下大同”的文化哲学观和西方“文化冲突论”的“国家纷争”,则很难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提供这样的思维方式。因而,“多元对等互动”理论蕴含的批判创造性思维从哲学高度对文化的生发以及文化与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其对于重新解读各种文化现象的交往冲突有着重要的理论审视意义,同时也有助于建构以创造性为目的、互为尊重互为影响的文学批评关系。

      “多元对等互动”理论有助于改变当下文学批评对于传统文学批评、西方文学批评和主流文学批评的依附性状态,改变中国文学批评在儒家等级和高低思维方式下的各种不对等的批评格局。既改变王国维那样依据西方哲学解释中国文学经典的隔靴搔痒的文学批评状况,也改变依据儒家伦理对文学作品中的内容进行伦理判断从而不能“尊重中国文学个体化理解世界的文学性内容”之状况,同时也改变依附时代思潮做不稳定的甚至自相矛盾的价值判断之状况。而文学批评不能在思维方法上依托“文学性判断”,是造成文学批评依附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键所在。

      所谓“文学性判断”在吴炫的否定主义文艺学中不是各种观念化的“道”的判断,不是用西方文化之“道”置换中国传统文化之“道”的判断,而是文学创造自己独特的体验性世界传达出区别各种文化观念的“独创性”判断。文学有没有区别于中西方文化之“道”的“文学独特意蕴”,在“道与器”不对等的传统文化思维中是很难被重视的,但在“多元对等”思维中就极其重要了。于是,改变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和西方文学批评的“不对等”关系,改变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的“不对等”关系,改变中国文学相对于中国文化同样是“不对等”关系,就成为一个逻辑性的推论了。

      此外,在处理中西文学批评关系时,我们在主流文学批评的框架下往往会轻视其他文学批评,形成主流和非主流文学批评的“不对等”关系。如果社会历史批评曾经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主流批评,那么审美批评、形式批评等等往往会被视为无关社会、无关历史而作为其对立面,从而造成文学批评缺乏与主流话语进行对等互动的模式。在“多元对等互动”理论视域内,文学批评没有“中心—边缘”关系,所有的文学批评均处于对等位置上,不仅各种文学批评的创造性可以得到充分的展现,缓解文学批评或依附传统文学批评排斥西方文学批评,或追逐西方文学批评排斥传统文学批评的不健康状况。批评家与作家、批评家与作品以及批评家之间的冲突和排斥关系如果得到一定的纠偏,批评主体、创作主体和各种批评观念与方法才能够形成对等影响而不是相互争夺话语权的现代共同体。

      二、批评家和作家的“对等互动”

      作家和批评家历史上存在着不同的形态。作家既有创造者、移情者这样的身份,也有模仿者、旁观者的角色,这是就作家与所写作对象之间关系的分类ꎻ也有从文艺理论的历史进程和总体理论格局层面来定义的作家,认为有关作家的理论经历了这样四种“范式”:“作为制作家的作家、作为创造者的作家、作为生产者的作家和作为书写者的作家”[3]。同样,批评家也存在着学院批评家、媒介批评家、作协批评家这样的学术圈分类方式,还有随笔式的批评家、论说文式的批评家等以批评模式划分的分类方式。无论是作家的多样形态抑或是批评家的各种类型,其产生并非来自于自我萌生,而是在一系列关系中主动选择的结果。具体来说,在文学批评家与批评家之间、作家与作家之间,特别是批评家与作家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互动的关系,即托多洛夫认为的在互动过程中需要一个团体,团体中的每个人都不是被动的角色[4]。

      作家是在多种关系的影响之下,积极主动地提出自己独特的应对社会生活的思路与方法ꎻ相应地,批评家也会在其所处的各种关系中对作家所提出的方案作出评析,同时也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法。但无论是作家抑或批评家,都不是自说自话,都是针对对方的言说而言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批评家和作家的互动关系有可能从“共生互动”提升为一种“对等互动”的关系。综观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历史,在作家与批评家之间,“作家中心论”“作品中心论”“读者中心论”是有着深远影响的三种主要理论,但却不是对等互动关系的理论。

      “作家中心论”强调在批评过程中作家处于意义阐释的权威性地位,作家的身世、人生经历、学识学养,甚至作家的个人喜好都成为诠释作品的重要因素。由于文学创作中存在着作家无法完全表达自己想法的可能性和作品中的人物主宰作家等情况,不仅“文不逮作家之意”是可能的,“文不同作家之意”也是可能的,所以作家的主导性常常会发生偏移而自我消解其主导功能。其奥妙就在于作家与作品在本质上应该是对等互动的关系,作品自身是一个独立的世界而只能尊重之。在此意义上,作家对作品支配性的中心论自然就是偏颇的,也会引发“新批评”的批评反思。

      然而,由于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之惯性,让作品自己说话的“作品中心论”虽然冲击了作家的权威性地位,但作品取代作家的位置之所以与作家还是不对等互动的关系,一方面是因为“作品中心论”虽然强调作品的内容和意义在于作品本身,但不同作品说的话为什么是不同的。这就又涉及作家的主观创造因素ꎻ另一方面,“作品中心论”虽然比“作家中心论”和中国的“知人论世”更为尊重作品的独立性,但同样的作品之所以存在不同的阐释,是因为接受者只能看到与其主观因素相匹配的作品内容。这使得“新批评”那样的文本细读最后也还是被“接受美学”所超越。作品被作家创造出来之后,作家需要从文本中退出,作品需要从批评中退出,批评家和读者又成了诠释过程中的主导者。所以批评家中心地位确立之后,可能又会重新重视作家与作品对阅读不可缺少的制约性。这样的循环性关系是作家、作品、读者不对等互动的传统关系,但从来没有三者对等过。于是,文学作品的阐释是否存在更理想的形态作为问题就被中国学者提了出来。

      三、文学批评方法和文本的“对等互动”

      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对等互动”关系是由文学批评来实现的。文学批评要能够指出文学文本的独特创造以及对现实的文学性批判,就需要用批判创造性思维统摄一定的批评方法。每一种批评方法都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但都应该被批判创造性思维制约。

      四、批评家之间的“对等互动”

      文学批评中的“多元对等互动”,不仅仅是批评家与作家、文学文本与批评方法之间的对等互动,更包含批评家之间的多元对等互动。批评家的艺术情趣、提问方式以及批评路径对文学文本价值和意义的阐发,批评家的批评立场、批评话语之间的互动所生成的文学生态,对整个文学活动的生态世界的建立具有重要作用。批评家因为社会关系和价值认同总是会形成一定的批评圈,这似乎是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鲁迅在«批评家的批评家»一文中就指出:“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

      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12]于是,圈子之间的批评家互动关系是否对等互动、圈子内的批评家之间是否对等互动,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性问题。综上所述,“多元对等互动”的文化批评理念,有利于形成文学批评彼此尊重对话、互为影响启发的现代健康生态。它有利于在文学批评家与作家、文学批评方法和文学文本、批评家与批评家之间形成政治、文化、文学彼此尊重、互为影响、对等启发的现代理想的批评生态。

      参考文献:

      [1]吴炫:«多元对等互动:基于文化创造的阴阳八卦»,«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2期。

      [2]吴炫:«试论人类文化创造的多元对等关系———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中国化建构思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3]张永清:«历史进程中的作家(上)»,«学术月刊»2015年第11期。

      [4]托多洛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蒋子华、张萍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页。

      政工师评职论文投稿刊物:《理论学习与探索》杂志是铁道部主管、铁道部党校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社科理论刊物,是铁道部党组的重要理论阵地。多年来,在铁道部政治部宣传部的指导下,在全路各级党政领导以及广大理论宣传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支持下,《理论学习与探索》杂志紧密联系铁路改革与发展的实际,针对铁路又好又快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文章,所发表的文章在权威性刊物的转载率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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