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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论文

    江户时代纸塑针灸模型之滥觞

    时间:2020年04月07日 所属分类:医学论文 点击次数:

    摘要:针灸铜人是与中国针灸疗法相关联的实用模型与文化载体,最晚在公元14世纪已传至日本,在江户时代,日本自制针灸铜人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本文扼要梳理日本江户时代的针灸业发展特点,论证其流派授学、执业宣传等对针灸铜人的市场需求;在客观层面,说

      摘要:针灸铜人是与中国针灸疗法相关联的实用模型与文化载体,最晚在公元14世纪已传至日本,在江户时代,日本自制针灸铜人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本文扼要梳理日本江户时代的针灸业发展特点,论证其流派授学、执业宣传等对针灸铜人的市场需求;在客观层面,说明纸质铜人在江户时代备受青睐这一特殊文化现象的现实原因;在主观层面,结合江户造纸业的兴盛、纸塑模型制作工艺的精湛,分析纸质针灸铜人的轻便、精准、美观等三方面优势;通过与中国针灸铜人在制作目的、制作者身份、使用范围、通用材料背景等四方面的对比,阐释何以二者的选材上呈现分歧,并进一步探讨由此透现的日本学习外来文化过程中的特点。

      关键词:针灸铜人江户时代和纸纸塑模型

    中医针灸

      中国针灸铜人最晚在公元1378年传入日本,时来华日人竹田昌庆在学后回国时,一并带回明代民间制造的针灸铜人一尊。此后,这一铜人在日本被供奉了近300年,却不幸于1657年的江户大火之中焚毁。([1],p.709)根据现有资料记载,自竹田昌庆带回第一尊针灸铜人,至其毁于江户大火期间,日本尚未有自制铜人记录;而在明铜人焚毁的第三年,则出现了现存年代最早的日本自制的针灸铜人,即藏于森宫医疗学园的知新流针灸木人,([2],pp.2-3)以及藏于东京大学的岩田道雪制针灸木人。

      ([1],p.733)我们推断,明铜人的毁坏应是日本自制针灸铜人的重要起因。由此,随着日本制作针灸铜人材质的多样化,虽在一定时期内仍称“针灸铜人”,但实为对所有不同材质针灸人体模型的统称。更有趣的是,在此后的江户时代200余年间,制作针灸铜人几乎成为一种风潮,根据17世纪70年代在日本旅居两年的荷兰医生瑞尼(WillemtenRhyne)的载述,当时大多数针灸医师都在家门外陈列一个小铜人以作宣传之用,([3],p.122)可以想见这一时期针灸铜人的泛滥。笔者现已收集的文本与图片资料中,江户时代的针灸铜人即有31个之多,且其中纸制者多达23个,更不计自家收藏未得面世的诸多针灸铜人。

      此外,根据江户时代《人伦训蒙图汇》(1690年)([3],p.122)以及各职人手册《京羽二重》(1745年)的记载,制作针灸铜人的手工者在当时已发展为一个专门的职业,称“胴人形师”(图1),足见针灸铜人在当时的广泛性与普及性。这一类纸质铜人,又称“纸塑针灸铜人”,源于江户时代纸塑技术(張り子),是通过改变纸原来的形状,再用模型制作的中空造型艺术。[4]针灸铜人作为舶来于中国的文化载体,至日本不仅落地生根,且衍化出更多的数量与式样;而这种纸塑铜人更是成为其标志性特征。这一现象与针灸疗法在江户时代的兴盛有关,同时也有其复杂的社会文化动因,本文将试图对这一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进行几个方面的分析。

      一、江户时代日本针灸发展背景

      中国针术流传日本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文献记载,早在公元552年,南北朝梁文帝曾赐针书与日本医家纪河边多兔磨;其后,陆续有中国僧人、医家赴日本授针术与明堂图,亦有掌握针术的朝鲜医师赴日传播,此外,日本曾多次派留学生来华习医。([1],p.688)虽然针灸的传播在日本始终未断,但在江户时代以前,并未形成十分显著规模的影响。至16世纪安土桃山时代,针灸医家渐多,且出现了御园意斋、曲直濑道三等不同流派的、对后世日本针灸发展影响深远的针灸家。([1],p.710)

      此时,针灸论著亦随之增多,至后期,滑寿的《十四经发挥》传入日本,并随着活字印刷术的逐渐兴起,于1596年由小濑甫庵正式出版,([3],p.120)亦带来了空前的针灸热潮。针灸在江户时代受到德川幕府的官方推崇与支持。1685年,盲人针灸师杉山和一为德川纲吉将军施针救治,从而获得了丰厚奖赏,并于其后任“关东总录检校”,统领全国的盲人,[5]这也成为杉山和一后期开办针灸学校、推广管针术以帮助更多盲人成为针灸医师的契机;同时也是针灸在江户时代备受推崇与得到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与针灸执业本身的发展相伴,江户二百余年间,从事针灸的行医者日增,名医辈出;针灸流派愈渐多样,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现象。除早期延续的道三派、入江派、吉田派、意斋派之外,又衍生出杉山派、扁鹊新派等数十个新的针灸流派,[6]在操作方法、学说理论上都有或微或著的标新立异。此外,自1593年,日本仿朝鲜活字而制木活字,印成《古文孝经》一卷,成为活字印书的开端,([7],p.33)加速了文本与知识在民间的传播。

      于是,江户时代涌现出大量的针灸专门论著,一方面是对中国传入的针灸文献进行翻刻与注释,其中影响最广泛者属《十四经发挥》;([2],p.58)另一方面,则是不同流派针家自撰专论,如杉山和一的《杉山流三部书》、《意斋流针书》、《宫本流针书》等。([1],pp.724,742,766)在这样的“行业”背景下,针灸图像与模型作为传授专业知识与吸引注目的生动载体,其需求量亟增。既是针灸培训与教学的有效工具,亦是从业过程的重要辅佐,同时还有着专业象征性的招牌作用。为了实现多样的使用目的,日本人似乎以纸质针灸模型作为最理想的选择,这既是客观条件的促成,亦是主观上的偏倾。

      二、纸质铜人现象的客观成因

      如前文所述,目前笔者已知江户时代至明治时代早期的现存31个针灸铜人中,以纸塑工艺制作者多达23个,占总量的74%;此外,木质雕刻的铜人有5个,铜制铜人仅3个。从文物的保存角度来看,势必铜制与木制的铜人会相对易持久,而纸质者畏火、畏水、易腐;尽管如此,现存针灸模型仍以纸质为主,足见当时日本针灸界对纸质铜人的推崇。返观铜人的功用,最初的针灸铜人固然因标识腧穴定位、描摹经脉循行路径等用途而制。至江户时代,铜人的制作目的出现分流,在基本的针灸专业用途之外,还衍生出其他文化功用。

      在专业层面,针灸的蓬勃发展促使学习者与从业者日渐增多,且江户时代针灸流派争鸣,各家自立门派传授针术,而针灸铜人作为最直观的教学与参考工具,需求量势必增多;在社会文化方面,针灸铜人则成为滥觞于江户时代的一股风潮,如前文所述,17世纪在日本针灸师之中,十分流行将针灸铜人摆在自家门外,来表明自己的专业性,以招揽顾客,([3],p.122)进一步暗示了对针灸铜人的大量需求。

      且无论是上文所言的《京羽二重》中对制造铜人专门人士的记载,抑或1690年的《人伦训蒙图汇》中对“胴人形师”的描绘,([2],p.70)都侧面佐证了这一潮流的形成。如此观之,作为教学中的教具,施治时的辅助工具,抑或从业者的招牌,早先从中国引来的铜制针灸铜人的形式,都无法满足这种大量、普及、高效、价格低廉等需要。

      因此,日本对针灸铜人的改造首先选择了材质上的创新。我们所分析的客观成因,主要从经济角度考虑,一方面,是材质本身价格与价值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制作工艺的难易程度所决定的制作效率。首先,材料本身的经济因素应是铜人制作选材的首要考虑。铜制固然具有易于保存、坚固牢靠的特点,且江户时代虽实行“锁国令”,但冶铜业仍有一定发展,迄1700年,大阪住友家族和其他冶铜业业主已成为城市中最大的雇主之一,城市中共有17家精炼厂,约10000个家庭靠冶铜业维持生计,([8],p.50)长崎出岛的外运船只还会与日本商人进行铜交易,([8],p.61)我们推知,大阪府的铜业发达,大概也是同位于日本本岛南部的纪州藩地区几个铜制针灸铜人[9]制作的重要支撑。

      尽管如此,以铜制的针灸铜人仍会较木制、纸制贵重。与之相对,纸质针灸铜人在经济角度具有绝对优势。造纸术自公元3世纪从中国经朝鲜传至日本后,[10]至6世纪得到了政府的重视,公元8世纪,造纸术已在日本普及;公元8世纪至12世纪,日本京都设有官办的制纸工厂,在生产官用纸张之余,也为个人书信、作画、作诗等使用,假名亦于此阶段问世,从而日本逐渐脱离中国唐朝影响,开始逐渐形成独特的文化;至17世纪时,随着迁都江户,色彩丰富的“和纸”开始大量生产并用于日常生活,[11]此时政府鼓励各藩造纸并实行专卖制度严格管理;19世纪初,江户成立“纸问屋立会所”。

      直至18世纪末引进了法国造纸工厂,手漉和纸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让位给机械化工厂。[4]种种这些都标志着江户时代亦是和纸文化的黄金时代。因此,纸业的兴旺也促成了纸质物品的大量创新,从而在文化艺术、民间手工艺、科技模型制作等方面,出现了诸多和纸塑产品,针灸铜人亦是其代表之一。客观因素的第二个方面,则是由制作过程的简便程度所决定的制作效率。即便江户时代铜的产出量再高,以铜制作针灸铜人,仍需经过铜材的冶炼、锻造、塑形、打磨、熔铸经穴等一系列复杂工序,因此无论从耗材上,还是耗时上,都无法满足经济高效的需求。与铜制相较,木制和纸制的工序则简易得多。

      据笔者目前收集的针灸铜人资料中,明确为木材质的铜人有5个,其中一个为专门供盲人针灸师使用的模型,其表面有经穴为突出的小球状。然而木制虽较金属模型工艺简单,但由于多数木制模型的表面经穴为阳刻工艺,制作所耗时力终究不若纸质模型直接描画那样便利;此外,木制铜人的突出优势是四肢可拆卸,便于装箱,压缩体积,但从实用性上来说,江户时代多数作为招牌的铜人也似乎并不必需此类功用,何况木制铜人搬运相对沉重,实并不便于教学使用和携带。

      三、纸塑工艺:轻便美观的成全

      如果说制作上的经济、便捷等因素是针灸铜人选材的客观实际考虑,那么江户时代纸塑工艺本身所能达到的轻盈、精细、美观等特点,则是纸塑针灸铜人蔚然成风的主观原因。日本特殊的地形使地震、海啸等灾难频发,这种地理特点影响着日本人至今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促使类似“断舍离”、“极简主义”等观念在此萌发,其终极标准即包含了物品的简约与轻便,一方面可避免地震中物品倒塌、坠落致伤亡,另一方面也便于搬离受灾地区;而从文化层面上,日本自古即有出于信仰或卫生原因考虑而定期迁移住所的习惯。

      ([12],p.50)种种这些都同样适用于江户时代的日本生活,也由此轻便成为当时对许多物品的衡量标准之一。纸塑各式模型的制作亦可推知有这方面的考虑。当时的诸多手工业者所制作的物品多以纸为材料,《人伦训蒙图汇》中即绘制了多种与纸相关的手工业者图像。在科技模型的制作方面,纸质针灸铜人亦非先例,如江户时代天文学家渋川春海所制和纸地球仪,亦属纸塑模型之类。这种造物用材的普遍特征,也是纸制针灸铜人诞生的重要背景。

      四、铜人形?胴人形?

      同根异色的中日针灸铜人“铜人”一词,最早用在指示针灸模型之义,见于北宋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也由此对针灸铜人的认识与定义渐趋固化,中国后世的针灸铜人亦多从其类。而在传至日本之后,“铜人”的术语有了“銅人形”与“胴人形”的分化。在翻译、补充《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专著中仍依循“銅人”之谓,但在一部分针灸模型制作的说明文中却出现了从“銅人形”向“胴人形”的分化。

      宽文铜网状铜人书于1797的说明文,则用了“胴人形”之语。这种用字上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日本针灸模型制作中观念的改变,从对材质的界定逐渐转为对功用与特征的描摹,同时也就解释了其后日本对针灸模型制作材料的创造与发挥。五、结语针灸铜人在从中国向日本传播的过程中,经历了由神圣至普及、由官方至平民、由特殊功用至普通模型的蜕变。这一转变一方面因于针灸铜人的专业特征,另一方面也部分体现出日本在接受外来文化过程中的普遍特点。

      舶来文化不若本土原生文化,其更易随事物本身的流行性而呈现波动,针灸铜人的制作时代集中,也侧面反映出针灸疗法的发展潮流;就本文所论针灸铜人的制作选材而言,则表现出明显的趋同于大众器物用材趋势的倾向,可见舶来文化极易受到日本当时自身的社会经济、科技、艺术发展趋势的影响,从而融合出一系列自身的创造与发挥。此外,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往往流于表面的效仿,更深层的内核与精神则难以全盘接纳。故而脱离神圣与官方的限阈,亦是日本舶来中国科技的普遍特征之一,因此,针灸铜人的制作,从材质到过程,都不若中国铜人那般具有仪式感,而更似是普及大众的功能性器具而已。

      这也暗合了文化自西向东愈渐重实用的总体特征。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中,应该说有两方面互动的作用。一方面,是源头文化以主动与被动的方式,流传引入,并对接受者带来或大或小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作为接受外来文化的一方,在学习借鉴过程中,“为我所用”,结合自身的价值体系与发展需求,进行“趋利避害”的选择和调适,其终极目标则是使外来文化和科技能够顺应与推动自我的延续。这种文化传播特征,在日本对中国针灸铜人从接受到创新的过程中也有体现。同时,这种看待和解释文化传播的思想,也有助于理解历史上的诸多文化交流现象。

      [参考文献]

      [1]马继兴.针灸学通史[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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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冯彤.“和纸”的制作工艺及象征文化阐释[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8.

      [5]肖永芝、刘玉玮、张丽君、黄齐霞.日本“针圣”杉山和一生平事迹述评[J].中医文献杂志,2011,29(5):45-47.

      中医评职知识:中医类论文发表学报

      南京军医学院学报;井冈山医专学报;陕西中医学院学报;湖北省卫生职工医学院学报;邯郸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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